生态批评三人谈（作者：王诺）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
与20世纪许多批评流派产生的原因不同，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来自批评家标新立异的冲动，而是来自生态危机的现实压力和迫切需要。放眼当今世界的学界，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都出现了与生态相关的新发展，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在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连同整个人类之存在的时期，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如此严重并且还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现实？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批评家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批评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生态批评的特征和目的

韦清琦 生态批评自90年代在美国崛起并延伸到中国，也有十几年时间了。在批评界，"生态批评"一词带给人的经常是一些前所未有的矛盾的情感和评价：同情伴随着怀疑；理解却又排斥；肯定其"锐气"，否认其"底气"。不过这些都似乎没有阻止生态批评的发展步伐和更多学者的热情加入。生态批评的概念，当然也不像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里说的（"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那么简单了--这是一只孔洞过于阔大的筛子，宽泛的准入机制一方面显示了这一批评潮流潜在容纳能力，另一方面也招来众多非议：这只筛子最终能留住什么来打造自己的招牌？生态批评自身具有特色的理论建构从何而来？看来生态批评家相应的策略便是在从理论上完善对生态批评的描述同时，消除学术界对它的偏见。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劳伦斯·布伊尔特别重视生态批评对环境问题的介入这个特征，因此他曾经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在一种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生态批评家不是仅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只执著于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本身是无法做一个生态批评家的。他们相信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做出贡献。
王 诺 的确如此。这是布伊尔这位生态批评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基本思想。他的有关生态批评的第二本专著的书名就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在他最新出版的《环境批评的未来》（2005年）一书里，布伊尔进一步具体阐述了生态批评的自然关怀和社会关怀。他指出，生态批评已经从主要关注自然保护深入到主要探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社会根源，它更加关注的是环境正义，关注全球化与生态保护地域的关系和冲突，关注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关怀与生态关怀的联系和抵触。他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深入到了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当今的生态批评（他所谓的第二波生态批评）才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生态的话语才会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恒久的部分。
韦清琦 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布伊尔指出，起初使用"生态批评"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学者，这些早期的生态批评家许多人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然而目前情况已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已处于"第二波"生态批评之中。第二波生态批评是以如下前提为出发点的：第一，所有形式的话语在原则上都可以充分地成为"环境"的符号，而不仅仅是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体裁；第二，"环境危机"并非只是一种威胁土地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危机，而是一种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现象（以各种形式包括了全球所有国家），不仅关乎相对较少的人们可体验到的与自然的接触，也关乎日常的人类经验行为；第三，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于鼓励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而是要灌输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还要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的印记。
宋丽丽 其实，在1994年于盐湖城召开的以"界定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为题的专题讨论会上，就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生态批评必须深入到思想文化批判。一些与会学者明确地提出，生态批评是"推行一种要医治人类造成的环境伤害的认识世界的方式"，"生态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伦理批评和教育，它要探查并促成自我、社会、自然、文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允许它仅仅是另一个发表文章求取长久职位的"主义"机器，而应该使用生态批评的透镜透视并质疑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的种种经典，质疑继续视非人类自然与人类在其中的位置无关紧要的经典。" 因此，与其把生态批评界定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或方法论，毋宁视其为一个思想潮流或运动。一个将文学批评和研究与现实的需要、问题和危机联系起来的思潮或运动，一场超越文学学科自身的藩篱，力求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伦理学与哲学等交叉结合的思潮与运动。这并非学术意义上的科际整合，而是在认识人与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求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王 诺 在我看来，学科的自身发展并非生态批评的主要推动力。同样的推动力每个学科都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学科，学科完善和发展的推动力一直存在，为什么如今偏偏选择了生态这个突破口？从根本上说，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这才是生态批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生态思想家沃斯特说的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进而普及生态意识，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和生存发展模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正是在这一方面，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只有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宋丽丽 生态批评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带有强烈的学科转向特点，具体表现为：从文本形式研究到内容本体追问的转向；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向关注实在性存在的转向；从语言中心的文本解读向生命中心的文本阅读转向。第二，它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这也是研究文学与人类生存环境关系之问题的生态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不同的根本所在。它具有超越自身学科局限，在跨学科的平台上发挥文学研究的现实功能的特征。其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方法论的科学取向：即结合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尤其是从生态学的发现出发，以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万事万物共生、共栖、相互关联的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批判性地研究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定势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张力，批判性地研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对自然的信念、审美、以及伦理关系的样态和走向。其现实功能则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即借助生态环境科学的认识，以文学文本为对象，反思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从而重新审视人类本体、人类生存本体、以及本体意义上人类进化与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智慧，反思人类在自然中位置、人类在自然中的行为意义，反思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作用于人类对自然的情感、态度、想象与观念。第三，它具有多元、开放和联系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本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的相互联系和互通有无，以及文本种类之间的相互联系。生态批评在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遵循任何事物都紧密相连的原则，聚焦的是作者、文本、读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在联系中认知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对待任何一个成员。自然在生态批评视野中是一个确定的人类生活于其中、并赖以生存的在场。生态批评的联系包含跨时空的人与人的联系、学科与学科的联系、文本与文本的联系、文化与文化的联系，最终实现人类文化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联系--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体现具有历时的、跨地域的相互借鉴性，各种族、国家与区域的文化被共同地视做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文化的一部分。

我国生态批评的现状与未来任务

宋丽丽 在我国，生态批评研究出现可喜的势头。在理论界，先后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等将自身的学科与生态现实结合的研究。鲁枢元、曾繁仁、蒙培元、余谋昌、王诺等学者纷纷对中国古代如老庄哲学中的生态资源以及西方哲学与文学的生态资源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将生态批评定为博士论文课题，投身到生态批评的前沿学术话语的研究中来，如韦清琦对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等，在国内生态批评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与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环境文学的创作也不断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学兴起于八十年代，出现了如徐刚、李青松、哲夫、陈应松、郭雪波、杜光辉、姜戎等出色的充满忧患意识的环境文学作家。更有王蒙、张抗抗、贾平凹、毕淑敏等著名作者加盟环境文学创作。中国的环境文学研究会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几乎在同一时期成立。因此，生态批评潮流为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接轨和平等对话提供了广阔的契机。
韦清琦 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的联系。曹顺庆在其《中西比较诗学》的开篇，就论述了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与中西方诗学在艺术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具有密切关系。
鲁枢元于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中国学者建立生态文艺学学科的雄心。这本著作试图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创作的能量和动力、文艺欣赏中的信息交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延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上看，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较少来自欧美生态批评的影响，而是独立的成果。他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生态批评并展开与国际前言学术的对话提供了很有参考意义的理论框架。
张晧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是一本着眼于梳理中国古代文本中的生态观念的著作。作者对儒释道三家的生态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注意考察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踪迹和流变。他在余论中转而面向当今全球化态势，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生态批评应强调生态话语的本土资源与特色。
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生物生态学产生前的伟大的生态思想家，理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规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概括。他坚持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这容易遭到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反对，不过他也承认要"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则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该书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在导论中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一定义的确立，至少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王 诺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在这部著作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论文里，曾繁仁明确地提出了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思想基础上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整体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他认为，这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最重要的突破，也是其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我完全赞同曾繁仁先生的这个判断。生态批评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个基本点，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的思想变革的基础之上，即使研究生态文学、讨论生态批评、关注生态危机，也不可能真正发掘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而只能停留在文本的表象和问题的表层。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曾繁仁试图在哲学和美学的深层次，解决令许多国内外生态哲学家、生态伦理学家和生态批评家非常头痛的理论问题，他要直面严峻的哲学挑战、理清其中的纠葛、解释种种矛盾和困惑："这种有机整体生态世界观的重要特点是将'主体间性'的观点引入整体论哲学观之中，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的、分裂的关系，而是我和你两个主体间平等对话的关系。人与自然事物一样都是生命环链这一关系之网中的一个点，是一种处于平等地位的'关系中的自我'。……人类当然应有自己的权利，但人类的这种权利应以尊重其他物种的权利为其前提。……因此，这种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包含了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同时又将这种尊重扩大到生命环链中的其他物种。由此可见，这种生态世界观不仅不是反人类的，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更宽泛的人道主义--普世性的仁爱精神。"作为资深学者，曾繁仁所关注的并非建立一个空泛的体系和学科，而是为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深思，令人敬佩。
韦清琦 我想对中国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生态批评不是一股孤立的潮流，其生发具有两股推动力--语境的推动和推论的惯性。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既是在自然环境日益遭到破坏，酸臭的空气迫使批评家抬头审视天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又是批评家受到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启发，在批评的惯性下将类似的研究手段应用于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产物。如果说从马克思主义批评开始，到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批评具有了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感，那么生态批评则是这股思潮的再延续。因而，生态批评来到中国以后，也应该秉承这种健康的批判性，并自觉地与先前的潮流，特别是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起来。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如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女性、自然和艺术的关系。但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声音仍然十分微弱，而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同时又有着十分良好的前景，这恰恰因为中国的女性还同时背负着历史的负荷和现实的环境压力，而生态和女性运动的结合也特别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合理选择。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是艰巨的，她不仅要抨击男性的霸权，物种的霸权，还要清理不能同时看清这两种危害从而产生了偏颇的文本。然而，她的机遇又是难得的，有那么多的文学现象等待着由其重新定位、挖掘和修正。正如布伊尔所言，"今天在一些地方人们似乎越发得到这么一种印象，即女性主义研究正在退潮。然而在文学-环境研究中，它却保持着以往的活力，而且水平日益提高。"有理由相信，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第二，在国外，生态批评家一方面关注理论构建的宏观描述，一方面也非常踏实细致地进行文本阅读，从而将一大批先前不为文学史所注意的作家作品推入经典行列。而在国内学界，生态批评学者对文本的细读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的作品的重新阐释基本上还是凤毛麟角地见诸于刊物。毕竟对文本的阐释，是理论建构的基石，只有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才能提出令人、特别是令对生态批评表示疑虑的学者信服，正如著名学者拉夫在其新作《实用生态批评》中指出的，"面对认同和怀疑自然的两派的对立，只有看他们在对真实世界和文学解读的阐释力量的强弱，只有这样才能决定出最好的批评作品。"此外，中国的生态批评学者若要走出国门进行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除了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外，还要能拿得出实实在在的解读的成绩，而中国当代文学并不乏可供生态批评审视的作品，我想这必是一片大有可为的领域。
宋丽丽 另一方面，从理论资源文本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超越了文学批评文本。诚然，女权主义的平等诉求、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取向、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化与生态批评的理念有相容和承接之处，但是生态批评同样也需要而且必须参照生物学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生态哲学如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美学以及生态历史学的研究结果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建构文化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最终目的。
我国的生态批评要向纵深发展，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参与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明确自身的生态学视角，而不只是拘泥本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这是生态批评的出发点。生态学的视角决定批评者的观念与信念的生长点。有了观念与信念的生长点，才能生产出厚重的批评。其次。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方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生态批评既不应该是西学东渐，也不应该是东学西渐，它是一个平台，一个东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相互借鉴与交流共建的平台。因此，中国的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土，也要突破本土的视野走向世界，例如中国的环境文学协会与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的联合。再次，中国生态批评要在本土文学中树立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发扬与光大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中国当代环境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资源，是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突破的优势。中国生态批评应该成为世界范围内建构文学生态学的重要力量。
生态批评的最终目的将通过文学生态学--生态批评的主体流向及学科化建构--来实现。在跨学科的层面上，建构文学生态学，整合生态批评潮流的内容、方式、动机和目的。文学生态学将历史地承载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和生态责任。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信仰、伦理和审美生存的诗学特征，最终建构人、人类文化与自然、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新人文精神。
王 诺 我赞同宋丽丽上面一段的最后两句话。与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有所不同，生态批评是批评实践，其主要任务不是建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文本解读和评论，为文学史重写、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理论的逐渐丰富完善进行学术储备，并通过这种解读和评论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推动生态意识的普及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促使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和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真正成为人类和我们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后者是生态批评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最终的目的。
文本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的生态文学作品和以往的与自然相关的作品，重审和重评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任务。重审和重评的直接目的是要推动学界对文学发展史做出整体性的重新建构，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文学趣味和审美标准。
宋丽丽 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经典重读逐渐引起了生态批评家的关注。对实在存在的再现不只是表现在环境文学与自然写作文学中，虽然自然在经典作品中的再现并不像环境文学或自然写作文学中那样以主体面目出现，但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借用约瑟夫·米克的问题：文学创作在人类福祉和生存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人类行为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从实在的意义上重读经典并重构经典，甚至以自然史为人类史的母体精神重新书写文学史也成了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方向。
王 诺 生态视角的文学重审的最终目的是要挖掘出生态危机的文学和文化根源。正如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所言，生态批评"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想象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乔纳森·莱文也同样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 在文化的重审和重构进程中，生态批评能够也必须将发出响亮的声音。
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唯有这样，生态批评才能真正在生态意识普及和生态思想文化重建上发挥重要作用，才能为人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做出理应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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