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明诗第六》（作者：詹瑛）

明诗第六
这是一篇诗史，它具体地说明了诗体源流和诗歌发生发展的规律，并根据他的理论来说明各个时期代表作家作品的成就，还根据政治社会的升沉，来解释各个时代的诗风。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一〕。”圣谟所析〔二〕，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三〕，舒文载实〔四〕，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五〕；三百之蔽，义归无邪〔六〕，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七〕。

〔一〕“歌”，唐写本作“哥”，下并同。《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旧传释此二句云：“谓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义以长其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说文》：“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作，从言，ㄓ声。”杨树达《说文十义•释诗》：“志字从心，ㄓ声，寺字亦从ㄓ声。ㄓ、志、寺古音盖无二。古文从言ㄓ，‘言ㄓ’即‘言志’也。篆文从言寺，‘言寺’亦‘言志’也。……盖诗以言志为古人通义，故造文者之制诗字也，即以言志为文。其以ㄓ为志，或以寺为志，音近假借耳。……古诗、志二文同用，故许径以‘志’释诗。”按“永”字通“咏”。《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宗经》篇：“《诗》主言志，诂训同《书》。”
〔二〕《宗经》篇：“圣谟卓绝。”“谟”，典谟，在此指《舜典》。
〔三〕《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正义：“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礼记•孔子闲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汉书•艺文志》：“《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就是志，而表现为语言就是诗。志藏在内心不可见，诗歌就是把它表现于外的一种工具。
〔四〕“文”谓文辞；“实”指实质，就是内容。《注订》：“此四字即本上注《正义》所云‘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也。”
〔五〕唐写本“诗”上有“故”字。郑玄《诗谱序》：“诗之道放于此乎？”正义：“《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杨慎评曰：“《仪礼》：‘诗附之。’又云：‘诗怀之。’皆训为持。此‘诗者，持也’本此。千古诗训字，独此得之。”刘熙载《艺概•诗概》：“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乐记》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篇曰：‘成乐有具，必节嗜欲。’此之谓矣。”按持有制义，“持人情性”就是节制人的情感。这种看法是因袭儒家观念，和下文所说诗之“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是有密切联系的。
〔六〕《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包咸注：“蔽，犹当也。”正义：“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当”，有概括意。鲁迅《摩罗诗力说》二：“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七〕唐写本“有”上有“信”字。言“持之为训”甚合诗意也。（《注订》）纪评：“‘大舜’九句是‘发乎情’，‘诗者’七句是‘止乎礼义’。”
以上为第一段，说明诗的产生及其教育作用。

人禀七情〔一〕，应物斯感，感物吟志〔二〕，莫非自然〔三〕。

〔一〕《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二〕《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集注》：“或询诗人‘应物斯感，感物吟志’之状，则应之曰：陆士衡《文赋》：‘□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此其状也。”《宋书•谢灵运传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本书《物色》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朗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三〕曹学佺批：“诗以自然为宗，即此之谓。”日僧空海《文镜秘府论•论文意》：“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是。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其次，《尚书》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后，则有《毛诗》，假物成焉。”朱熹《诗集传序》：“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里说：“从反映现实的意义而言，情和志是不应有什么分别的。自从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之说，‘情’和‘志’才有分别。刘勰是主张‘诗言志’的，这个地方的‘志’明指‘七情’，因为‘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缘情’作用也就包在其中了。”

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一〕；黄帝《云门》〔二〕，理不空弦〔三〕。至尧有《大唐》之歌〔四〕，舜造《南风》之诗〔五〕，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六〕。


〔一〕“昔葛天乐辞”原作“昔葛天氏乐辞云”。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唐写本‘天’字‘氏’字‘云’字均无。案此文疑当作‘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方与下文‘黄帝《云门》，理不空绮’相对成文。今本衍‘氏’字‘云’字，唐本夺‘天’字，均有误。然终以唐本近是。”《玉海》卷一百六引作“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校证》：“‘葛天乐辞，《玄鸟》在曲’者，谓葛天氏八阕之歌，中有《玄鸟》之乐也。《乐府》篇云‘淫辞在曲’，文例正同。”《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按操牛尾投足以歌，确实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形象。至于八阕的内容，则不可考。大体前四阕反映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信仰，后四阕则有的反映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玄鸟》见于《商颂》，其它各篇可能也是有歌辞的。
〔二〕《训故》：“《周官•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郑注：“黄帝曰《云门》、《大卷》。……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蔡邕《独断》：“黄帝曰《云门》，颛顼曰《六茎》，帝喾曰《五英》。”
〔三〕《校证》：“‘弦’原作‘绮’，朱云：‘当作弦。’……按唐写本，《玉海》正作‘弦’。《诗谱序》正义云：‘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乐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即本《文心》。今据改。”《札记》：“理不空弦者，以其既得乐名，必有乐词也。”
〔四〕赵氏《文心雕龙残卷校记》：“唐写本‘唐’作‘章’。”《玉海》引作“唐”。《札记》：“‘唐’一作‘章’。《尚书大传》云：‘报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郑注曰：‘《
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据此文，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尧，则作‘大章’者为是。《乐记》曰：‘大章，章之也。’郑注曰：‘尧乐名。’”按《庄子•天下》篇亦称：“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范注：“案《大唐》乃舜美尧禅之歌，不得云尧有，似当作‘大章’为是。然郑注《乐记》‘大章’，已云《周礼》阙之。彦和所见，当即《尚书大传•大唐之歌》，行文偶误耳。”《注订》：“郑言‘美尧之禅’，可证歌乃尧时之作，当可称‘尧有’。范注称宜作‘大章’，指彦和偶误，非是。”
〔五〕《训故》：“《古今乐录》：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按《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辞载《孔子家语•辩乐解》。本书《时序》篇：“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
〔六〕《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诗品序》：“昔《南风》之辞，《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可见刘勰、钟嵘二人对于《南风》之歌的评价不同。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一〕；太康败德，五子咸怨〔二〕；顺美匡恶〔三〕，其来久矣〔四〕。

〔一〕本书《原道》篇：“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又《时序》篇：“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按《尚书•大禹谟》云：“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孔传：“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序通叙。蔡传：“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汨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咏之歌也。”“九序”是说九项重大的政治措施都安排好了。
〔二〕梅注：“《夏书》：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诫以作歌。”歌辞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篇。《史记•夏本记》：“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离骚》：“五子用失乎家衖。”“怨”字，唐写本、《御览》并作“讽”。《考异》：“‘五子咸怨’句本《尚书•五子之歌》，讽字非。”按本书《才略》篇：“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仍以“怨”字为长。
〔三〕《孝经•事君》章：“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四〕古代学者对于诗的起源揣测纷纭。《诗谱序》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郑氏的意思似乎认为“诗”字最早见于《虞书》，因此就推定诗篇起源于舜的时代。按《舜典》一篇，近人考证以为源出周人，而不是虞舜时代的作品。但从郑玄以来，汉魏六朝学者每每喜欢在古书里搜罗实例，证明虞舜以前已经有诗。刘勰所根据的书，如《吕氏春秋》、《周礼》、《古文尚书》、《庄子•天下篇》、《孔子家语》等，都是比较晚出的；而且他所注意的，除去葛天乐辞以外，都是帝王家的诗篇，而对于作为诗之起源的民歌不够重视，这显然是严重的缺点。《宋书•谢灵运传论》：“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因为人的感情受到外物的刺激，会发生喜怒哀乐的变化，就需要表现为诗歌，来发抒自己的胸怀。就在远古时代，情况和后代也是一样的。那么说起来，诗歌随着语言，随着人的情感而同时产生，它的来源是很远的。祗是在殷周以前的诗歌遗文，已经看不到了。而先秦诸子所纪载的，或者经史所留传的，大半是出于依托。像沈约这种多闻阙疑的精神，是比刘勰更切合实际的。
以上为第二段，解释诗的名义并论诗歌的起源。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一〕，四始彪炳〔二〕六义环深〔三〕，子夏监绚素之章〔四〕，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五〕。

〔一〕斯波六郎：“范氏谓‘圆备’为‘周备’之讹，但与下文之‘亦云周备’重复。‘圆通’（《论说》、《封禅》）、‘圆合’（《镕裁》）、‘圆览’（《总术》）、‘圆照’（《知音》）、‘圆该’（《知音》）等‘圆’字，不仅为彦和所好用，又‘圆备’亦见于《文镜秘府论》（南）：‘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
〔二〕四始有毛、鲁、韩、齐四家不同的说法，其中毛、韩二家和鲁诗的说法是比较接近的。现在引鲁诗的说法作代表。至于刘勰究竟相信哪一家的说法，在《文心雕龙》里看不出来。《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安国习鲁诗，司马迁曾从司马谈问故，似乎《史记》中说《诗》的地方，可认为代表鲁诗的说法。）“彪炳”，是灿烂的意思。
〔三〕《左传》昭公十七年：“环而堑之。”杜注：“环，周也。”“六义环深”，犹言六义周密而深厚。
〔四〕“监”，赵氏《校记》云：“按唐本作‘鉴’，与《御览》五八六正合。”《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五〕唐写本“诗”下有“矣”字。《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一〕；春秋观志，讽诵旧章〔二〕，酬酢以为宾荣〔三〕，吐纳而成身文〔四〕。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五〕。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六〕。

〔一〕《说文》：“殄，尽也，绝也。”《汉书•艺文志•六义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班固《两都赋序》：“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二〕《训故》：“《春秋左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赵孟名）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按此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范注：“春秋列国朝聘酬酢，必赋诗言志，然皆讽诵旧章，辞非己作，故彦和云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正义：“反将公之所怨以为宾之荣宠。刘炫云：而公显然将比来之怨以为对宾之荣乐也。”
〔四〕《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对曰：言，身之文也。”《斟诠》谓吐纳，“彦和用作‘吐属’、‘谈吐’解，指讽诵诗篇而言”。诵诗是当时外交上的礼节，就招待外宾讲，是“以为宾荣”；就显出自己的才能讲，是“以为身文”。
〔五〕《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引）范注引郝懿行曰：“按《汉志》以《骚》为赋，此篇以《骚》为诗，盖赋者古诗之流，《离骚》者含诗人之性情，具赋家之体貌也。”
〔六〕明李元阳《史记题评》卷六《始皇本纪》“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引刘勰云：“秦皇灭籍，亦造仙诗。”《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史记》：始皇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梅注：“《史记》：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堕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训故》略同。《札记》：“案上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凌云气，与天地久长。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范注：“《仙真人诗》不传。”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一〕，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二〕。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三〕，严马之徒，属辞无方。〔四〕

〔一〕梁启超云：“案孟生卒年史不载，约当汉高祖时。”（《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汉书•韦贤传》载韦孟“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未知孰是。楚元王为高祖同母少弟。
〔二〕诗中说：“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偷。……曾不夙夜，以休令闻。……弥弥其失，岌岌其国。”希望楚王戊能“兴国救颠”。《史通•载文》篇：“至如诗有韦孟《讽谏》，……篇则贾谊《过秦》，……此皆言成规则，为世龟镜。”《说诗晬语》：“韦孟《讽谏》，在邹之作，肃肃穆穆，未离雅正。”“继轨周人”是说韦孟的诗能继承周代诗人讽谏的轨范。《注订》：“《风》《雅》之体，盛于周人。泽竭诗亡，至汉由韦孟始复作也，故曰：继轨周人。”
〔三〕《古文苑》卷八《柏梁台》诗：“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语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柏梁台》诗每句押韵，一韵到底，故云“列韵”。《时序》篇：“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竟鹜：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日知录》卷二十一：“汉武《柏梁台》诗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反覆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肆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古诗源》于《柏梁台》诗下注云：“《三秦记》谓《柏梁台》诗是元封三年作，然梁孝王薨于孝景之世，又光禄勋、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更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其为后人拟作无疑也。不然，郭舍人敢狂荡无礼，而东方朔乃以滑稽语为戏耶？”今人逯钦立《汉诗别录》二《柏梁台》诗（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考证载录《柏梁台》诗最早的古籍，是西汉旧记《东方朔别传》及《汉武帝集》，而非《三秦记》。《校注》：“按《柏梁台》诗顾炎武《日知录》谓出后人拟作，确为不易之论。但前代无有疑其为伪者。如……颜延之《庭诰》：‘《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御览》五八六引）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柏梁》初构，首属骖驾之辞。’（《类聚》五五引）……并其证。”
〔四〕严，梅注、范注以为严忌，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严恐为严助。《汉书•严助传》云云，又《东方朔传》云云，与司马相如并举者，有严助而无严忌。又据《邹阳传》、《司马相如传》，严忌仅仕吴、梁，未仕汉武。”《斟诠》：“案助为忌子，相如与之先后同对，此处严，彦和盖混指其父子二人，不必泥实。”《校注》：“《汉书•礼乐志》：‘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才略》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覈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范注：“《玉台新咏》卷九载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出后人附会。”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诗品序》云：‘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与此同。”按《礼记•檀弓》：“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注：“方，犹常也。”“无方”的意思是说没有常轨，不一定是缺点，看《时序》篇的上下文就可明白。叶氏所引《诗品序》中的话，似乎和本文不符。《校注》：“郊祀歌十九章中，有三言、四言或杂言（无完整五言），并无固定形式，故云‘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一〕，朝章国采〔二〕，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三〕，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四〕。

〔一〕《汉书•艺文志•总序》：“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二〕《斟诠》：“朝章，指文士所作朝庙乐章，……国采，指乐府所采各地歌谣而被之管弦者，如‘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是。”
〔三〕《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五言诗》：“《文心雕龙》曰：汉成帝品录，三百余篇，不见有五言。盖在西汉时，五言犹是创体，故甄录未及也。”范注：“彦和之意，似谓三百余篇中不见着名文士作五言诗，非谓三百余篇无一五言诗也。采自民间之歌谣，非辞人所作，而尽多五言，彦和殆未尝疑之也。”因为五言诗起自民间，歌谣乐府用五言的比较多。文人学士每每不重视这种新体，纵然有人作，也不自居其名。《文章流别论》云：“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除“宁不知”三字外，通体五言，而李延年就是出身倡家。到了东汉，五言流行久了，文人才有仿作的。
唐写本无“妤”字。《校证》：“《御览》‘疑’作‘拟’。按《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伪讬，非尽陵制。’则‘疑’读作‘拟’，亦通。”钟嵘《诗品序》：“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自王、扬、枚、马之徒，诗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他并不认为可疑。《文选》录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又苏子卿诗四首。七首中《玉台新咏》祗录苏武“结发为夫妻”一首，其余的都不录。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及《古文苑》所收的还有十首。大概唐朝所传的苏李诗，除《文选》中的七首以外，还有这十首。明冯惟讷《古诗纪》则以前七首为原作，后十首为后人拟作。后十首中，李陵八首的末两首，《古文苑》祗录首次两联，下注“阙”字，可见唐时后半已经佚失。而明杨慎《升庵诗话》却有末首的全文，说是“见《修文殿御览》”。苏李诗的全部资料如此。苏轼《答刘沔书》：“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人，而（萧）统不悟。”章樵《古文苑注》引苏轼云：“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亦后人所拟。”又云：“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萧统不能辨。”后来洪迈《容斋随笔》、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有类似的看法。按《文选》卷三十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如果失去了作者的原名，后世一定认为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赠答的作品，苏李诗大概也是这一类的。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在《汉魏时代之美文》一篇中辨证得详明。近人马雍又撰《苏李诗制作时代考》，比较字法、句法、章法的体裁结构，推定苏李诗为魏晋人作（见《国文月刊》）。《训故》：“《汉书》：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后畏飞燕之谗，求供养太后长信宫。《文选》婕妤《怨歌行》。”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胡才甫《笺注》：“按《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怨歌行》仍题班婕妤，无颜延年作，不知沧浪所据何本。”《文选》李善注：“《歌录》曰：《怨歌行》古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婕妤拟之。”按陆机《婕妤怨》：“奇情在玉阶，讬意惟团扇。”明指此诗。纵然这首诗是后人拟作，也当在西晋以前，不可能出自颜延年的手笔。这里刘勰祗是说李陵、班婕妤的诗篇后代有人怀疑，他自己并没有肯定这些都是伪作。

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一〕，孺子《沧浪》，亦有全曲〔二〕；《暇豫》优歌，远见春秋〔三〕；《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四〕；阅时取证〔五〕，则五言久矣〔六〕。

〔一〕《诗经•召南•行露》第二章：“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本书《章句》篇：“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按《大雅•绵》第九章通体五言。
〔二〕《孟子•离娄》篇载孺子之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按歌中虽然有“兮”字，而实际上是以清、缨，浊、足押韵，所以说是“全曲”五言。
〔三〕《国语•晋语》二：“优施乃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
〔四〕梅注：“‘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花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曰：成帝时歌谣也。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象，黄爵巢其颠也。”除此以外，《汉书•尹赏传》载成帝时长安中为尹赏作歌云：“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也是通体五言。
〔五〕“阅”，经历。“阅时取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证明。唐写本“证”作“征”。
〔六〕《诗品序》：“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着五言之目矣。”《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文体明辨序说》：“论者以为五言之源，生于‘南风’，衍于《五子之歌》，流于三百五篇，而广于《离骚》，特其体未备耳。逮汉苏、李，始以成篇。”按刘勰所举，多是一鳞半爪，并非全体五言诗。成帝时童谣虽是通体五言，但不能算作“辞人遗翰”。刘氏之意大概是说西汉文士没有人作五言诗，至于五言歌谣，则行之久矣。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二〕比采而推〔三〕，两汉之作乎？〔四〕

〔一〕枚乘，字叔。《札记》：“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又有‘
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矣。”
〔二〕唐写本“词”作“辞”。“冉冉孤生竹”一首，《文选》以为无名氏诗。《乐府诗集》题作《冉冉孤竹行》古辞，属杂曲歌辞。陈沆《诗比兴笺》卷一古诗十篇笺：“‘冉冉孤生竹’首，刘勰谓：‘《孤竹》篇，傅毅之词。’《后汉书》言毅少作《迪志》诗，又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作《七激》以讽。此诗犹是旨也。”许文雨《诗品释》：“可见旧本均题为古诗，彦和亦无断然之意也。”
〔三〕“比”，比较；比较其文采而推论。唐写本“采”作“彩”。
〔四〕赵万里《校记》谓：“唐写本‘两’上有‘故’字，‘乎’作‘也’。按《御览》五八六引‘两’上有‘固’字。‘固’‘故’音近而讹。疑此文当作‘固两汉之作也’，今本有脱误。”按“固”“故”字通。黄侃《诗品讲疏》谓刘氏出此言是“以枚乘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诗品序》：“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按《古诗十九首》内容很复杂，自然不是一时代，更不是一个人的作品（沈德潜说）。刘勰根据传说，把作者归之于枚乘，自己也是疑信参半。萧统认为这些诗失去作者姓名，于是编在李陵之前，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到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中的九首，加上作者枚乘的名字，这是没有确据的。现在把《古诗十九首》时代的可疑者，列举于后：“西北有高楼”，骆鸿凯《文选学》：“据《洛阳伽蓝记》四以此楼为西明门外之西北高楼，则杨炫之不以为枚乘作也。”“驱车上东门”，朱珔《文选集释》：“上东门乃洛阳之门，……长安东面三门，见《水经注》，无上东门之名。”又于“遥望郭北墓”下释云：“盖洛阳北门外有邙山，冢墓多在焉。则此即谓北邙之墓矣。”黄侃《诗品讲疏》：“阮嗣宗《咏怀诗》注引《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有上东门按此东都城门名也。故疑东汉人之辞。”“青青陵上柏”，诗中有“游戏宛与洛”句，《诗品讲疏》云：“古诗注曰：‘《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案张平子《南都赋》注引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赋》曰：‘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诗以宛洛互言，明在东汉之世。”《艺苑卮言》云：“宛洛为故周都会，但‘王侯多第宅’，周室王侯，不言第宅。‘两宫’、‘双阙’亦似东京语。”“凛凛岁云暮”，骆鸿凯《文选学》：“诗云。‘锦衾遗洛浦。’准以篇中地名，显然知为东汉之作也。”“今日良宴会”，《北堂书钞》引以为曹植作，因“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不似西汉语。“去者日已疏”、“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三首，《诗品上》：“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从《诗品》的上下文看来，似乎后两首也包括在“四十五首”之中。“迢迢牵牛星”，诗中有句云：“盈盈一水间。”顾炎武《日知录》：孝惠讳盈，枚乘诗“盈盈一水间”，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可知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同样的情况还可以适用于“青青河畔草”，因为诗中有“盈盈楼上女”之句。同样也适用于“庭中有奇树”，诗中有“馨香盈怀袖”之句。“行行重行行”，诗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徐中舒说西汉有“代马”、“飞鸟”对举的成语，然并不工切；东汉则有以“胡马”“越燕”对举者，有以“代马”“越鸟”对举者，均较工稳，《十九首》中亦有“胡马”“越鸟”之对，其非西汉人手笔可知（见《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生年不满百”，范注引朱彝尊《曝书亭集•玉台新咏书后》云：“就《文选》第十五首而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则《西门行》古辞也。古辞：‘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生愁怫郁？当复待来兹。’而《文选》更之曰：‘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辞：‘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而《文选》更之曰：‘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古辞：‘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而《文选》更之曰：‘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明月皎夜光”，《诗品讲疏》云：“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这是根据《文选》李善注的说法，认为孟冬指夏历的七月，因为汉初是把夏历的十月作正月的。历来以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的，这句诗是重要的客观的证据。俞平伯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辨》，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他的结论说：“‘玉衡指孟冬’指的是夏历九月中。说‘指孟冬’该是作于夏历九月立冬以后，斗柄所指该是西北偏北的方位。这和诗中所写别的景物都无不合处。”劳干着《古诗明月皎夜光节候解》，也根据古代天文算法，证明本诗时序先后一致。可见并不能根据这句诗证明为太初以前的作品。根据以上各家考证，《古诗十九首》中时代可疑者，就有十四首之多。且《十九首》从表现方式来看，是那样的委婉曲折；从表现出的形式来看，虽然不像魏晋诗那样讲究对偶，但句法调法已经有一定的规范可寻，音节也比较流畅，这些都和西汉的四言诗大为不同。我们看到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倘若西汉景帝、武帝的时代已经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自然应当继续发展，绝不致中断二百年，到建安黄初年间才复兴起来。

观其结体散文〔一〕，直而不野〔二〕，婉转附物〔三〕，怊怅切情〔四〕，实五言之冠冕也〔五〕。


〔一〕“结体”，谓结构文体。“结”用作动词，如《时序》篇“结藻清英”之例。范注：“散文犹言敷文。”颜虚心《文心雕龙集注》：“《广雅•释诂三》：散，布也。”“布文”，即铺陈文采。
〔二〕《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古诗以讽兴为宗，直而不俗，丽而不朽，格高而词温，语近而意远，情浮于语，偶象则发，不以力制，故皆合于语，而生自然。”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第三条：“《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刘勰所谓“直而不野”是说《古诗十九首》虽然纯任自然，还是有一定的文采，并没有到“质胜文则野”的程度。
〔三〕本书《比兴》篇：“比者，附也。”“婉转附物”是说委婉曲折地比附事物。《物色》篇：“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胡寅《与李叔易书》引李仲蒙曰：“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皎然《诗式》：“《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汉魏人诗语，有极得《三百篇》遗意者：……‘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衣带日已缓’，‘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弃我如遗迹’，‘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弦急知柱促’，‘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愁多知夜长’，‘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出户独仿徨，忧思当告谁’，此《国风》清婉之微旨也。”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诗之妙在托，托则情性流而道不穷矣。……夫所谓托者，正之不足而旁行之，直之不能而曲致之。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附物”的意思是说古诗善用比喻，如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等等，随手寄兴。至如“迢迢牵牛星”一首，纯粹是假借牛女为象，没有一字实写情感，而情感就寄托在其中。
〔四〕《御览》作“惆怅切情”。“怊怅”、“惆怅”义同。《楚辞•七谏•谬谏》：“然怊怅而自悲。”“切”，切合。“切情”谓深切表达内心的感情。陈祚明《古诗选》卷三：“《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情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覆，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五〕《诗品上》：“《古诗》，其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沈德潜《说诗晬语》：“《古诗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覆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

至于张衡《怨篇》〔一〕，清典可味〔二〕；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三〕

〔一〕《玉海》卷五十九引此句注云：“见《文选》注、《太平御览》。”原诗云：“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远，我劳如何？”《御览》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
〔二〕《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雕龙》（《明诗》）云：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何焯云：“‘典’，阎（若璩）作‘曲’，此以新刻校古书之弊。”赵万里《校记》：“案黄校改‘曲’作‘典’，与唐本及《御览》五八六引均合。”范注：“案作‘典’字是。《怨诗》四言，义极典雅。”“清典”，谓清丽典雅。明梅鼎祚《汉魏诗乘》卷七引作“清曲可诵”。《宋书•谢灵运传论》：“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
〔三〕“仙诗缓歌”无考。范注：“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一〕，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二〕；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三〕；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四〕；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五〕，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六〕；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七〕；此其所同也〔八〕。

〔一〕《玉海》卷五十九引“踊”作“踊”。徐复《文心雕龙正字》：“按‘踊’本当作‘涌’。《程器》篇有‘江河所以腾涌’句是正字，此以声同假用。”按《程器》篇的“腾涌”是形容江河的，此处“腾踊”二字不必说是假借也可以通。唐写本“踊”字作“跃”，意思也是一样的。
〔二〕“节”是节制，指挥。“纵辔以骋节”，就是放开辔头任意驰骋指挥，充分发挥笼络作用。
〔三〕《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植《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魏志•王粲传》：“王粲，字仲宣，……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咸着文赋数十篇。”《诗品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讬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四〕《集注》：“《文选》卷二十：曹子建《公宴诗》一首，王仲宣《公宴诗》一首，刘公干《公宴诗》一首，应德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一首。卷二十二：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南齐书•文学传论》：‘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卷二十九：王仲宣《杂诗》一首，刘公干《杂诗》一首，魏文帝《杂诗》二首，曹子建《杂诗》六首，《情诗》一首。”曹丕《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赉，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而不知乐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时序》篇：“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五〕谢灵运《拟邺中集刘桢诗序》：“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时序》篇：“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诗品》评刘桢诗也说：“仗气爱奇，动多振绝。”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建安之初，诗尚五言。七子之作，虽多酬酢之章，然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隐意蓄含，余味曲包，而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
〔六〕“造怀”，犹言遣怀。“指事”，叙述事物。感情强烈，自然不去追求纤巧。《典论•论文》：“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诗品》评刘桢诗也说：“雕润恨少。”
〔七〕唐写本“辞”作“词”。元刻本、弘治本“晰”作“哲”，徐□校云：“当作晰。”自梅本以下改作“晰”。
〔八〕黄侃《诗品讲疏》：“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文帝弟兄所撰乐府最多，虽体有所因，而词贵独创，声不变古，而采自己舒，其余杂诗，皆崇藻丽，故沈休文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言自此以上质胜于文也。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匹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景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英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见诸品藻，至文帝《与吴质书》始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盖五言始兴，惟乐歌为众，辞人竞效，其风隆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数可得而论矣。”骆鸿凯《文选学》：“此则建安时代五言之蔚起，以及游览之作，公宴之篇，充盈艺苑，皆由魏文、陈思所倡导，七子和之，新进复步其后尘，雷同祖构，由是丕然成一代之诗风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提出的看法不同，其中说：“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然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而露造迹。”皎然《诗式》：“邺中七子，陈王最高。刘桢辞气偏，王得其中。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

及正始明道〔一〕，诗杂仙心〔二〕，何晏之徒，率多浮浅〔三〕。唯嵇志清峻〔四〕，阮旨遥深〔五〕，故能标焉〔六〕。若乃应璩《百一》〔七〕，独立不惧〔八〕，辞谲义贞〔九〕，亦魏之遗直也。〔一○〕

〔一〕《校证》：“‘及’原作‘乃’，据唐写本、《御览》改。作‘乃’，与下文‘若乃’复矣。”“明道”，明老庄之道。
〔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时序》篇：“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仙心”，道家思想。
〔三〕《集注》：“《魏志》卷九《曹爽传》：‘晏，何进孙，……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着述凡数十篇。’”范注引《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着五言诗以见志。”他的《拟古》诗，如鹤游太清，逍遥于五湖之间。所以说“诗杂仙心”。“率多浮浅”是说这种诗貌似深奥，而意实浮浅。《颜氏家训•勉学》篇：“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诗品序》：“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意思是说：从正始以来，玄谈之风盛行，诗艺就比较差了。
〔四〕“志”字，元明各本俱作“旨”。何焯校本“旨”改“志”，黄叔琳本从之。唐写本正作“志”。《文选》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诗品中》：“晋中散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清峻”，就是本书《风骨》篇所说的“风清骨峻”。《体性》篇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清”是清远，“峻”是峻烈。所谓清远，就是一种空灵高洁的境界。从《赠秀才入军十九首》之十六及《酒会诗七首》之一这两首中可以看出来。峻烈的诗可以《幽愤诗》为代表，这一篇是他入狱所作，心境愤慨，情不能已，秉笔直书，自然就脱去清远之气，而入于峻烈一途了。
〔五〕《集注》：“《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阮）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能属文，初不留意。作《咏怀》诗八十余首，为世所重。”《文选》阮籍《咏怀诗》李善引颜延年沈约等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世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江淹《拟咏怀诗》：“精卫衔木石，谁能测幽微？”《诗品上》谓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说诗晬语》卷上：“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艺概•诗概》：“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陈子昂）《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说：“嵇阮之诗，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阮诗之体也。”其实“遥深”即是《体性》篇所列八体之一“远奥”的风格。“阮旨遥深”是说阮籍为了避祸，写诗多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满，很难理解。鲁迅先生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六〕《太平御览》引无此句。《才略》篇：“皆文名之标者也。”“标”指标举，高出于众。《中国中古文学史》：“《诗品》……与彦和所评相近，亦嵇阮诗体不同之证也。要之，魏初诗歌，渐趋清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故彦和评论魏诗亦唯推重二子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引皎然《诗议》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正始中，何晏，嵇阮之俦也。嵇兴高邈，阮旨闲旷，亦难为等夷。论其代，则渐浮侈矣。”
〔七〕唐写本“一”作“壹”。《训故》：“《魏氏春秋》：齐王芳即位，曹爽辅政，多违法度。璩作《百一诗》以讽。”《文选》应璩《百一诗》李善注：“据《百一诗序》云：‘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又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汝南应休琏作《百一篇》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为应焚弃之，何晏独无怪也。”
〔八〕《易•大过》象辞：“君子以独立不惧。”《注订》：“指讽谏曹爽，不惧其权势也。下‘魏之遗直’句亦本此。”
〔九〕《诗大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本书《论说》篇：“必使时利而义贞。”李充《翰林论》：“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本书《才略》篇：“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诗品中》谓应璩诗：“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黄庭鹄《古诗冶》评《百一诗》“下流不可处”云：“
本讥朝士，而借己以讽，亦微而婉矣。”
〔一○〕《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遗直”是说一个人直道而行，有古人遗风。

晋世群才〔一〕，稍入轻绮〔二〕，张、潘、左、陆，比肩诗衢〔三〕，采缛于正始〔四〕，力柔于建安〔五〕，或□文以为妙〔六〕，或流靡以自妍〔七〕，此其大略也〔八〕。

〔一〕“世”字，《玉海》卷五十九引作“出”。
〔二〕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也可以代表当时人的看法。
〔三〕“张潘左陆”唐写本作“张左潘陆”。《诗品序》：“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但又云：“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与此所谓“比肩”稍异。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茂先、休奕，莫能轩轾；二陆、潘、张，亦称鲁卫。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丰骨峻上，尽掩诸家。钟记室季孟于潘陆之间，非笃论也。”
〔四〕《宋书•谢灵运传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
〔五〕《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晋世尤尚绮靡。古人云：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御览》五八六引《三国典略》：“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诗品上》评陆机诗：“才高辞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古诗源》评陆机诗云：“士衡诗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出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曾毅解释其中的原因说：“汉魏之诗，多起于患难流离之际；两晋以后，则主供恬安娱乐之为。凡人当困穷之境，其操危虑深，发之于文学者，每多幽婉感怆，可兴可观。反是而乐丝竹，盛宴游，从容文藻之中，自镂肝斫肺，倾于精巧，故其所作，恒致密而少气骨，整秀而乏精神。风会之所趋，常足以致文章之升降，虽有豪杰，犹无奈何。晋代之文渐即繁缛，有由然矣。”（曾着《中国文学史》）
〔六〕“□”同析。范注：“‘□文’，唐写本作‘析文’，按‘析文’是。张迁、孔耽二碑‘析’变作‘□’。《丽辞》篇：‘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
〔七〕《校注》：“颜延之《庭诰》：‘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御览》五八六引）沈约答甄琛书：‘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是‘流靡’谓辞韵调和也。”《时序》篇：“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诗品中》评张华云：“巧用文字，务为妍合。”《诗品上》评张协云：“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李充《翰林论》：“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绣縠。”《世说•文学》篇注引孙兴公云：“潘文澜若披锦，无处不善。”（《诗品》引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