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尤其是碑学的兴起为书法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吕碧城为例，探讨碑学思潮对民国女性书法的影响。吕碧城作为“民国时期”集诗词、教育、书法于一身的代表性女性，其书法作品既融汇了碑学的雄浑古朴，又保留了女性特有的柔美与灵性，展现了碑学与女性书风的独特交融。通过分析其书法风格、创作理念及时代背景，本文试图揭示碑学如何塑造了民国女性书法的审美范式与文化价值。
清代碑学的兴起及其对民国书法的影响
清代碑学的崛起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自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学者提出“尊碑抑帖”理论以来，碑学逐渐成为与帖学并行的艺术体系。碑学强调从古代金石碑刻中汲取养分，崇尚雄浑、质朴、刚健的审美风格，打破了帖学以“二王”为宗的单一传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指出，碑学为书法提供了“笔画完好、精神流露”的临摹范本，并能够“考隶楷之变”。这一主张深刻影响了民国书家的创作实践。碑学的流行不仅推动了书法技法的革新，还促使书家关注作品中的“金石气”与历史厚重感。例如，邓石如、赵之谦等碑学大家通过篆隶结合、笔法苍劲的创作，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这种思潮在“民国时期”进一步扩散，女性书家亦受其熏陶，开始突破闺阁书法的局限，尝试以碑学笔法表达更广阔的艺术追求。
吕碧城书法艺术中的碑学特质
吕碧城（1883—1943）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全才型女性，既是女权运动的先驱，亦是诗词与书法领域的佼佼者。她的书法作品兼具碑学的刚健与女性的婉约，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吕碧城的楷书以欧阳询为根基，法度严谨，但不同于传统帖学的秀媚，其作品中可见碑学特有的厚重与方折。例如，其《扇面日内即绘成奉寄》手札行书，虽以唐楷为底，却通过轻重自然的笔触和错落有致的布局，呈现出“无意于佳乃佳”的洒脱气象。这种“列成行而横无齐”的章法，暗合碑学对自由与古朴的追求，体现了她对清代碑学理论的实践。吕碧城的隶书作品（如临《曹全碑》）虽未直接留存，但据记载，其书法“刚柔相映、风生水起”，既保留了隶书的方正严谨，又融入行书的流动感，这种刚柔并济的风格，既是对碑学审美的回应，亦展现了女性书家特有的细腻与张力。其行书作品《清平乐》手稿中，既有帖学的流畅飘逸，又通过顿挫的笔法强化线条的力度，这种“以碑入帖”的探索，正是碑学影响下民国书法的典型特征。
吕碧城书法中的时代性与女性意识
吕碧城的书法成就与其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作为民国新女性的代表，她的人生轨迹与艺术创作均体现出对传统束缚的突破。吕碧城幼年家道中落，历经退婚之辱，后以才华立足社会。这种经历使其书法跳脱出传统闺秀的纤巧，转而追求“豪宕宽博”的气象。例如，其八言对联作品融合颜体丰神与欧体骨架，展现出丈夫气与女性美的并存。作为北洋女子公学的创办者，吕碧城主张通过教育提升女性地位。她在书法教学中强调法度与个性的结合，引导学生从碑刻中学习结构的严谨，同时鼓励学生自由表达。这种理念与碑学“取法乎古而求新变”的精神不谋而合。
结语
吕碧城的书法不仅是个人艺术成就的体现，更是碑学影响下民国女性书法的缩影。她的作品证明了女性书家也可以在碑学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自身的位置，通过融合性别特质与时代精神，开创独特的艺术语言。传统观念中，女性书法常被局限于娟秀工整的小楷或行草，而吕碧城以碑学的雄强笔法创作隶书、行书，打破了这一桎梏，为女性书法开辟了新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