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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实践多于理论表述的人。我多年所坚持的写实绘画的灵性表现和经典意味，不是出于固执，而是喜爱。画布上法度精严的求索使我兴奋；宣纸上的渍化和文人笔意也使我兴奋，中、西之间我发现最多的是相通。我热衷于把满地的玑珠用一条红线贯穿起来，所以我的题材选择和画种的涉猎也显得过宽。至于“读图时代”写实绘画是否已经被“边缘化”，这与我无关。
比起那些炫目的个性样式，我的油画显得过于平实，我的多方位探索和风格演变，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表现性写实的坐标。
画画多年，未曾大变，至今仍不欲大变，只忙于津津有味地掘深井。至于打出来的是水、是油、是煤或是岩浆，因为乐在其中也无暇顾及了。
画乃心性文章，我不曾放弃任何一次感动的悉心回味和千百次膜拜。不管它是电影、戏剧、诗歌或者是油画、雕塑、中国画。既然能打动我的心，我就要敲骨吸髓，嚼蕊吐香，从中挖掘彼所能之精髓所在，这其中是听不得别人怎么说的。记得王肇民先生有一句话：“当你站在一幅前辈大师的作品面前的时候，首先要有勇气把它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放在与你平等的位置上，然后再判断它的高下……”，实践证明，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大师。
我十几岁时，少年轻狂，与小同伴肆意评说齐白石、黄宾虹，那是因为不懂；二十岁时批评《毛主席去安源》，险些酿成大祸，那是因为不识时务。回想起来倒也真诚得可爱。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积累，认识的水平也自然如登山一样，在不同的海拔会有完全不同的眼界和风光。
我的探索表达了我的感受和理解，感受西部、感受北方和中国，力排隔靴搔痒和扭捏作态，经得起咀嚼的深厚品格是我的一贯追求。我的作品从六届美展至今入选全国美展20余次，其中包括水粉及中国人物画展，获全国奖七次，有几幅作品选入“20世纪中国油画”的百年画展，百年画册及“大河上下、1975—2005油画作品展”等重要展事，作为西北画家的代表性地位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除去研究生三年的南国生活，我的大部分创作时间是在西安。这里的传统底蕴厚重，是十三朝古都，既是滋养也是包袱。这里的慢节奏造就了普遍的正统观，崇尚含蓄，较少对文化潮流的关注，也赶不了时髦，所以写实绘画在这里是一片好的土壤。
按我的朋友们的说法，我是一个才情型画家。“得鱼忘筌”是一种境界，但真正作起画来如何把“聪明”藏起来，也是一番功夫，所以我常常反复辗转于一幅画中。我也是一个杂家。和学生相处，颇受欢迎，东拉西扯间信息量大，有利于学生以后的发展。又常以心得作即兴示范，常被离校后的学生怀念。年羹尧说，“学不尊师，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我想，做一个好教师就是最大限度地给学生真东西，让学生在日后的成长中时时获益。
1999年我年五十岁，亢奋中连续完成三张大幅作品，一是《石鲁》（九届美展铜奖），二是《丹青无言》（三届油画展作品），接下来还得继续完成巨幅的历史画创作《林则徐视察澳门》，画画很辛苦，有时小恙，上午打吊针，下午接着画画。每日爬上爬下愈百，一次仰面摔下，静躺许久，各关节动过方知并无大碍，遂重新披挂上阵。画画人面对画画的挑战，兴奋而热忱，心智的享受使我至今难忘。
谈不上最满意的作品，我所珍爱的作品倒有那么几幅，象《两个花剑手》、《角落里的老人》《冻土地》等，均系酝酿时间长，第一稿废，通过一段时间拿起来一气呵成的作品。
《两个花剑手》初始系为“全国体育美展”所作的一幅极为写意夸张的逸笔作品，不被接受，但我夫人却特别偏爱。我又在画面上继续加工，不料彻底迷失了方向，变成了一张废画，把有生命的东西破坏掉，这可能是我最失败的一幅画了，夫人说我“变傻”了。遂决心重新画过，一年后，在一幅小画布上完成，心境很放松，感觉到位，寄托了许多我对绘画的理想和匠心。
《角落里的老人》与《冻土地》
每作一幅画，总是想得很多很久，也会有很多语言上的设想，这两幅画均作过多次的变体尝试，有羊，有马和更为复杂的环境，雕凿使我非常懊丧，（原作已被学生拿走）。两年后，《角落》在心清气爽时一气呵成。《冻土地》则是在我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全省评选后，即将送画前夕完成的。我的学生说，看我画那幅画时的全过程，“真是一种享受”，可见“澄怀”多么重要。
我所崇拜的艺术家多，科•巴巴、巴尔丢斯、弗洛伊德和法国雕塑家让•克洛，都给了我一种超越表述的生命体验，让我五体投地。我也舞文弄墨，白石老人、石鲁、石壶、于右任为我所偏爱。我画画涉猎面宽，油画、国画、色彩、雕刻、综合材料我看它们都是一回事。一日有学生拿一本水彩画集，我看完说了句粗话：“**的，没有一张好画”。夫人在旁顶了我一句：“你是否又想画张水彩以正视听？”，满座皆笑。其实，老婆最知我秉性。
我画涉猎过宽，可能是一个个案，但是“博观而约取”确实一条被证明了的真理，它有助于你发现“穷通之理”，有助于你更深刻的把握画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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