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铜镜作为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其装饰纹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审美趣味。河南省博物院藏、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出土的骑马狩猎纹铜镜，以其精美的装饰纹样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研究唐代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铜镜纹样中装饰元素从写实到求仙的转变，反映了道教思想在唐代艺术中的深远影响。骑马狩猎纹铜镜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密切相关，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尚武精神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
以装饰纹样进行的画面分割
从镜面构图来看，铜镜中心以大树纹样将画面分割成四小部分。这种以树木、山石等景物分割画面的手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较为常见。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描述魏晋绘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便提及以树木衬托人物的绘画方法。这种构图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彩绘漆奁画《车马出行图》，其后的南朝墓葬拼镶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最为著名，亦可见于懿德太子墓墓道壁画《宫女图》与《架鹞戏犬图》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每位人物均以特定树木隔开，五种树木的选择既契合人物隐士身份，又赋予其仙木、祥瑞的象征意义，反映了升仙的道教主题。骑马狩猎纹铜镜的树木分割画面可能也受到了此类构图的影响。不过，铜镜上的树木占比相对较小，人物与动物均位于树木上方，并未完全被隔断，这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用树木将人物完全分隔成独立空间的做法略有不同。画面中树木与飞奔的马腿形成独特的空间关系，使布局更显均衡，树木与狩猎活动似乎构成了前后呼应的场景，相较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树木与人物较为平面的关系，铜镜纹样在空间感与场景氛围的营造上更为突出。
装饰纹样从真实到求仙的转变
齐东方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中推测，河南扶沟出土的八瓣菱花形狩猎纹铜镜时代为唐玄宗时期，即盛唐中期；而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时代则为盛唐末期。骑马狩猎纹铜镜的装饰纹样从演变中可窥见一二。就装饰纹样而言，河南扶沟出土的八瓣菱花形狩猎纹铜镜，其镜钮外围绕有四岳四树纹样，除狩猎动物外，还伴有花草、蝴蝶、飞鸟、蜻蜓等图案，以写实风格为主，生动描绘了自然界中各类事物，真实呈现了山间树林下狩猎的场景。外区则以蝴蝶与折枝花进行重复排列装饰，展现植物生长形态，体现出自然的生机与活力，装饰意味浓厚。若与陕西博物院藏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相较，后者的内区不再出现山峰、大树，亦无花蕾和昆虫飞鸟作装饰，整体装饰纹样缺乏真实紧张感与狩猎场景的写实感；外区装饰则变为仙鹤云气纹。
《淮南子》云：“鹤寿千岁，以极其游。”在远古的神仙信仰里，仙人的形象多是身有双翼，能自由飞行的“羽人”。《相鹤经》云：“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故仙鹤有“仙羽”“仙客”“仙骥”之称。据《拾遗记》载：“群仙常驾龙乘鹤。”因此，仙鹤这一意象经常与“仙人求道”“羽化登仙”等观念相联系，表达人们对超凡脱俗、修炼成仙的向往和追求。装饰纹样从真实描绘狩猎场景到以仙云仙鹤表达求仙欲望的转变，可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唐代浓郁的道教思想在艺术中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反映了唐代社会人们精神追求的变化。唐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人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和生活品质，因此，铜镜的装饰纹样以写实风格为主，展现了狩猎活动的真实场面。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道家思想传播，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逐渐增加，对长生不老、超凡脱俗的向往也日益强烈。道教所倡导的修仙问道、长生不老的思想，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在铜镜装饰中，云气纹和仙鹤等意象开始出现，成为人们表达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
结语
河南博物院藏周口市扶沟县出土的骑马狩猎纹铜镜是唐代中期铜镜艺术的杰出代表，其高浮雕技艺与活灵活现的场景再现，展现了唐代铜镜艺术的高度成就。铜镜的装饰纹样反映了道教思想在唐代艺术中的深远影响。从写实到求仙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的思想信仰，也展示了艺术家们如何将思想元素巧妙地融入日常生活用品或工艺美术品的装饰中。这件铜镜为我们研究唐代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中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铸造工艺、铜镜形制以及镜背装饰纹样，都是唐代文化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生动见证。
（作者系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