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先生曾在“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中小学生各种艺术考级，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甚至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近七成网友赞成取消艺术考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短短几年的时间，由当初社会艺术考级受热捧到如今的众人弃之如敝履，这中间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说，这当中有从为孩子减压角度出发的；也有吐槽部分考级并无“含金量”的。但背后真正的矛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其一、艺术考级“功利性”让人对其教育功能和政府行为背后的“公益性”产生怀疑。
第一个“功利性”是其升学加分功能。众所周知，以往的艺术考级活动由于其背后的教育部门背景，在升学加分、名校艺术特长生特招等政策加持下，社会和家长两个层面纷纷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经济支持，众多考生从挤“文化独木桥”到挤“艺考独木桥”，不管有没有天赋，很多家长焦虑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艺傍身”，增加升学砝码，从而达到人生新高度。
第二个“功利性”就是指纯市场化的经济行为了。过去的艺术考级收费，需要取得当地物价部门的许可，按照文化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收费标准执行。2015年，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文件《关于放开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收费标准的通知》（文科技发〔2015〕4号），放开考级报名费、考级费和考级证书费标准。至此，考级费用定价权完全交与考级机构，收费标准也随之大幅攀升。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淘汰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考级主承办机构；拉动内需，繁荣文化市场；考级机构、承办机构、考官各方经济利益得到保障，个人及机构的文化价值得到可见经济效益上的直接体现，充分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但与此相对应市场经济行为资本逐利的另外一面也逐渐显现出来：各考级机构竞相发展下线（即承办单位）；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于用高额回扣的方式争抢考生资源；捆绑考级，规定音基必须和演奏搭配考级；不准跨级，或者只要补齐跨级考试费用，就可以进行高级别考级；无序发展考官队伍，各机构互相排挤，有的哄抬考官评审费用、有的具有考级资质的艺术院校不顾多年教学及考级经验将60岁退休以后的老教师排除在外、有的社会专业艺术院团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又没有渠道申报考官。凡此种种，已造成当地社会音乐界撕裂现象。
据网上查询数据显示，2021年在江苏省文旅厅进行艺术考级备案的机构为例：省内考级机构8家，省外考级机构22家，共有30家考级机构争抢“考级唐僧肉”，众多社会培训机构寻机与考级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广泛撒网、资本圈地，“考级饕餮盛宴”就此拉开狂欢的序幕。
艺术培训的高额学费、高额考级费最后买单的还是广大的考生家长，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七成网友赞成取消艺术考级。
其二、繁杂的量化标准与艺术教育本质相背离。
艺术的美丑好坏，历来多见于人们的感性认识，本无太多可以量化的指标。根据文化部2018年12月统计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登记在册具有艺术考级资质的机构达到93家，其中有关音乐类的不下40家。按照“各个考级机构须有自己的教材”这一规定，同一个钢琴专业即应该有多达40种考级教材提供社会。如此一来，过多的标准岂不成了执行中的无标准。再者，实际可供选入考级教材的曲目实际上每个级别也不外乎就那么几首经典，其余大多也是滥竽充数。暂且不说编辑出版教材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理论上来讲有种极端情况：有了考级资质的机构，哪怕编出极其低标准的教材（速度和节奏要求非常平缓或不作要求）而硬要说这是全球最新艺术成果，由于艺术具有多见于感性认识、无法具体量化的特性，谁也不能说这个就不是标准。实际考级操作过程中，考生感知到这个相对容易，在功利化思想的驱动之下，大家都会选择简单的。无形之中，艺术发展反而开了历史的倒车。
艺术考级是一项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通过考试对学习艺术人员的艺术水平进行测试和给予指导的活动，是国家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具体举措。
艺术教育工作者是守望社会的灯塔，不管社会怎样变化，都应把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作为基本的任务，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发挥积极的作用。
文化艺术，源于人们对精神生活的美好追求。艺术考级活动作为一种检验和评判大众艺术素养和审美的重要手段，若失去能打动人心的美好的一面，乃至沦为资本围猎和圈地的工具，失去文化应有的教化功能，那么最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亦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当下，作为具有教化育人功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为社会主义艺术教育工作者，“怎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和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怎样提升人民群众艺术审美水平？怎样培养艺术后备人才？”这些才是我们应该思考解决的问题和今后工作努力的方向。惟其如此，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我们才能挺直腰杆说：培根铸魂、贡献艺术力量，我们尽力做到了！
愿艺术考级早日回归教育的本质，而不是搞“一刀切”、非此即彼、因噎废食的事，而应该积极想办法，除弊兴业，为构建和谐美好社会贡献艺术的力量！
